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“导说”第三篇(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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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汉以降对《周易》一书的称法
三国时期的《人物志》一书里有“《易》曰:‘险而违者,讼,讼必有众起’”。但这里的“《易》曰”内容,不见于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。
晋时葛洪的《抱朴子内篇》卷八里云:“九圣共成《易经》,足以弥纶阴阳,不可复加也。今问善《易》者,周天之度数,四海之广狭……”
到晋时葛洪却把《易经》说成是九圣之为了,这是在汉朝三圣之说上,又加入六圣成为九圣创作了《易经》。三圣说是伏羲画“八卦”、文王系“卦爻辞”、孔子作“十翼”。而加入的六圣则是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。无论三圣还是九圣之说,无非是把《易经》里的“卦画符号”、“卦爻辞”、“十翼”这些内容说成是九位圣人完成的。葛洪说的《易经》,显然不是指《周易》,而是把今本《周易》内容分割成两部分,即分成“卦符号”和“卦爻辞”,再加上所认为的孔子作的“十翼”,这就是《易经》内容,并认为这部《易经》是有九位圣人完成的,使其神圣与神秘化。
《抱朴子内篇》卷十里又说“《易》曰:‘立天之道,曰阴与阳,立地之道,曰柔与刚,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’。又曰:《易》‘有圣人之道四焉,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’”。
这里的前一个“《易》曰”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说卦》,而后一个“《易》曰”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系辞》,葛洪引用这些内容时皆称为《易》,这些《易》称,显然是《易经》(即今本《周易》加《易传》)的简称。
西晋陆机的一篇《辨亡论》里也有引用《易传》文,而称“《易》曰”。
如“《易》曰:‘汤武革命顺乎天’”。
“《易》曰:王侯设险,以守其国’,言为国之恃险也”。
这里的“《易》曰”内容并不是出自《周易》里的内容,而是均出自于《易传·彖》文。
梁时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一书里,也有对《易》的论述,以及“《易》曰”的称法。
如“《易》曰:“鼓天下之动者,存乎辞’”。这里的“《易》曰”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系辞》。
“夫《易》惟谈天,入神之用,故《系》称‘旨远,辞文,言中,事隐’。韦编三绝,固哲人之骊渊也”。
这里的《易》称,概念不明。但有《系辞》为衬,这个《易》似乎是指《周易》了。
“王弼之解《易》,要约明畅,可为式矣”。
这里是论《易》的范式,当然这个《易》称,应是《易经》的代称了。因为这里所说的王弼解《易》的内容是包括了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里的“彖”、“象”、“文言”。
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里云:“《易》之姤象:‘后以施命诰四方’”。
这里的“后以施命诰四方”,是《象传》里的《大象》文里的内容,而这里的称法,尤其显得特殊。《姤》本是《周易》里的一篇文章,当然后来演变成今本《周易》里的《姤》卦称法。而《象》本属于《易传》里的内容,是阐释《周易》的,应属《周易》的学术东西。《象》文既不属《周易》里的内容,也不属《姤》里的内容。若说“《易》之《姤》”这种称法,是类似于《左传》里的称法,就知道这《易》称等同于《周易》,也就知道“《易》之《姤》”如同是说“《周易》之《姤》”。但这里出现的“《易》之‘姤象’,就会理解成是《周易》里的“姤象”,这就错了。这可理解成《易经》里的“姤象”,还说得过去。因为《易传》在汉代,已被纳入《易经》内容,而这里把《易传·象》里的内容,称“《易》之‘姤象’”,视同为“《易经》之‘姤象’”还是说得通的。
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里又说:“《易》称‘君子以制度数’”。这里的引用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象》里的内容,同样说是《易》里称。
《文心雕龙·议对》里说:“《易》之节卦:‘君子以制度数,议德行’”。
这里却又称“《易》之节卦”,事实上“君子以制度数,议德行”这句话并不是《周易·节》里的内容,即使今本《周易》里的“节卦”被增加进去“九·六”爻题外,并无这句内容。而这句内容本是《象传》里的“大象”文里的内容,正确地称法是“《象传》对《周易·节》的阐释说“君子以制度数,议德行”,这才概念不相混淆。
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里说:“《易》之"文、系",圣人之妙思也,序《乾》四德,则句句相衡”。
这“《易》之"文、系"”里的“文”与“系”,应是指《易传》里的“文言”与“系辞”。把《易传》里的“文言”与“系辞”称为《易》里的内容,那么,这里的《易》称等同于《易经》的简称。
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:“事类者,盖文章之外,据事以类义,援古以征今者也。夕文王繇《易》,剖判爻位,《既济》九三,远引高宗之伐;《明夷》六五,近书箕子之贞,斯略举人事,以征义者也”。
这里出现的“《既济》九三”与“《明夷》六五”,是通过今本《周易》(即卦爻式《周易》)里的两卦名称和爻题的称法。虽然这里是把今本《周易》用《易》称,但这个《易》却不是《易经》的简称,实乃是指《周易》。不过刘勰所认为的这《易》,已是文王搞出的一部卦爻式《易》,这是错上加错的说法。
《文心雕龙·附会》:“此《周易》所谓‘臀无肤,其行次且’也”。
这里出现的《周易》称谓,可是很少见的称法,这里引用的内容确实是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内容,这种称法无疑是正确的。
总之,《文心雕龙》里对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的称法是混乱的,也是概念混淆的。如引用《易传》里的内容时,有称《易》,也有称《易》而后面连缀《周易》里的某一篇名和《易传》里的名称(如“《易》之姤象”)。也有把本属《易传》里的内容,用“《易》之节卦”来称,而成为了今本《周易》某卦里的内容。也有把今本《周易》里的篇名和爻题的点出而归为文王之《易》。当然也有一处正确地称法,引用《周易》里的内容,又用《周易》之名称。
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,本名《文选》,因为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,所以也称《昭明文选》。原三十卷,唐显庆(656-661)年间李善曾为之作注。开元(713-741)年间又有吕延济、刘良、张铣、吕向、李周翰为之合注,称“五臣注”。宋人合二本为一,称“六臣注文选”。在《昭明文选》注释中有大量的引用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里的内容,但无论引用属《周易》里的内容,还是属《易传》里的内容,则称法不是用“《周易》曰”,就是用“《易》曰”。
如:
“《周易》曰:‘正家而天下定’”。(这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文言》)
“《周易》曰:‘圣人以神道设教’”。(这内容出自《易传·系辞》)
“《周易》曰:‘嘉会足以合礼’”。(这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文言》)
“《周易》曰:‘谦,亨,君子有终,吉’”。(这内容是出自《周易·谦》)
“《周易》曰:‘屯,元亨利贞’”。(这内容是出自《周易·屯》)
“《周易》曰:‘系用徽纆’”。(这内容是出自《周易·坎》)
“《易》曰:‘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’”。(这里的内容是出自《周易·蛊》)
“《易》曰:‘潜龙勿用’”。(这里的内容是出自《周易·乾》)
“《易》曰:‘飞龙在天,利见大人’”。(这里的内容是出自《周易·乾》)
“《易》曰:‘贞固足以干事’”。(这里的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文言》)
“《易》曰:‘汤武革命,顺乎天,应乎人’”。(此内容是出自《易传·彖》)
从《昭明文选》注释中所引用《周易》和《易传》内容的称法来看,唐朝时期把《易传》内容也称《周易》了,这可是出现的一种新称法,这种称法自然是一种错误的称法。
从唐朝的典籍里出现的把《易传》里的文章归到《周易》的称法里,这可是史无前例。为何在唐朝人眼里,用《周易》称谓,而引用属《易传》里的内容呢?自汉朝把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尊奉为五经之首,《易经》的内容,也就是《周易》加《易传》。此后至唐,凡引用《周易》,或《易传》里的内容,皆称《易》,即如同这《昭明文选》注释中一部分所引用《周易》或《易传》内容的称法那样称“《易》曰”。显然《昭明文选》注释里出现的“《易》”称,就很好理解,是《易经》的简称。可这“《周易》曰”里的内容,却同“《易》曰”里的内容,就让人不可思议了。
因唐朝出现的《周易》称谓里所引用的内容与《左传》里出现的《周易》称谓完全不是同一概念。
我们接着看唐朝其它典章书籍里出现的《周易》或《易》称所指向的内容。
唐朝房玄龄《谏伐高丽表》里云:“《周易》曰:‘知进而不知退,知存而不知亡,知得而不知丧’。又曰:‘知进退存亡,而不失其正也,其为圣人乎?’”
这个“《周易》曰”里的内容,是出自《易传·文言》里的内容。引用《易传》里的内容,当然不能称“《周易》曰”,只能称“《易传》曰”。即使用“《易》曰”也是可以的,因自汉朝已形成用《易》称而引用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里的内容,用《易》称,如同《易经》的简称。而这里把《易传》里的内容用《周易》称谓,就混淆了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的概念。
唐李百药的《封建论》里有:“《易》称:‘天地盈虚,与时消息,况乎人乎’”。
这里的“《易》称”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《易传·彖》文里的内容,将属《易传》里的内容称《易》,这是继承汉朝的称法,这《易》称,是视为《易经》的简称。
唐孔颖达撰《周易正义》(亦称《周易注疏》,是在三国魏王弼、晋韩康伯注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的基础上进行的疏解,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《易经》用书,长其立于学官),其卷首有八篇论文。第一篇是“论《易》之三名”,其中说到:“正义曰:夫《易》之三名,改换之殊称……《易纬乾凿度》云:‘《易》一名而含三义,所谓《易》也,变易也,不易也’……郑玄依此义,作《易赞》及《易论》云:‘《易》一名而含三义,易简,一也;变易,二也;不易,三也’”。
这里标着的是“论《易》之三名”,却是解释“易”字的含义。
《周易正义》卷首第三篇是“论三代《易》名”,开篇这样说:“案《周礼·大卜》三易云:’一曰《连山》;二曰《归藏》;三曰《周易》”。
这里的“论三代《易》名”,是按传说的“夏《连山》、殷《归藏》、周初的《周易》”之说的三个朝代的三部《易》名,并不是论述其疏解的《周易》(实际孔颖达疏解的是《易经》内容)在历史上的名称演变。实际《易》这个名称概念出现的较晚,有史记载《易》称的出现是在春秋后期,而且那时的《易》只是《周易》的代称。历史上传说的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,并不是夏、商产生的,而是《周易》一书出现以后,所按《周易》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和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模仿出的“卦书”。自《周礼》里的“三易”之说,也就把《周易》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视为同类的“卦书”,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其名初见于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卜》,那么,《周礼》的作者和成书是何年代呢?即《周礼》作于何时?这个问题自汉以来,即众说纷坛。说《周礼》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。《周礼》自然不会是周公所为,但说是刘歆伪作《周礼》也不正确,若说在以前的材料上刘歆托编出《周礼》是有可能的(即有“托古改制”的目的)。把《周易》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并称为卜筮上的的三易之法,已经说明作《周礼》者所见到的《周易》只能是卦爻式《周易》,也由此说明《周礼》一书产生应是今本《周易》(即卦爻式《周易》)定型以后的产物。
我们已知《左传》一书是反映《周易》一书的最早史料,《周易》其名最初见于《左传》一书,而《易》这一称谓则是出现在《周易》称谓之后。作为《易》称,也是见于《左传》一书。在《左传》一书里,即先有《周易》名称,后才有《易》称的出现。到战国时期的《论语》里记述了孔子“五十以学《易》”,也是以《易》替代《周易》一书。而《周易》这一名称早在孔子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出现了,即使《易》称也在孔子童年时就出现了。《易》这一称法又出现在战国晚期的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系辞传》等书籍文章里。《易》是《周易》称谓之后的称法,自然“三《易》”之说也是《易》称之后的说法。在西汉初之前的《易》称,是《周易》的简称,而自西汉中期以后《易》称,已不再是《周易》的简称,而是《易经》(即《周易》加《易传》)的简称。而孔颖达撰《周易正义》,本身就是以《周易》这一名称做书名,但注疏的内容,不单单是《周易》内容,而是所谓“三圣”之作的《易经》内容(即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)。孔颖达并没有用《易经》或《易》这种名称,如《易经正义》或《易正义》书名。按说《易经》这一称谓,自汉以降的历史来看其内容是今本《周易》加《易传》。孔颖达奉旨撰五经正义,而所撰的《周易正义》,应改成《易经正义》更符合实情。把《易传》内容归称《周易正义》名称里,显然不符合历史真相。故到唐时对《周易》的称法,既不单单是个混乱的称法,而是个错误的称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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