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四百一十五章 大宋最后一批遗老

        曾布几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，以往他虽然觉得钟粟的做法有些违背祖制，但实实在在的效果让他无话可说。
当现在他发现，自己现在所处的境地显然有些荒唐，一面是一帮朝中老臣，他们反对大宋目前的对外战争，理由似乎也很充足。
如果按照大宋以往的惯例，他们的做法显然没有错。
大宋可是早早就确定了“崇文抑武”的思路，武将从来都是活在文臣的阴影里。
可现在的情势却出现了太多的不同，他堂堂一个第一权相，却在为前方征战的种师道疯狂地筹集粮草，这到底有没有问题？
以往大宋的文臣地位高于武将，感觉的确很爽的，但平心而论，大宋真的没有打过几场像样的战争。
现在大宋的做法变了，武将的地位大大提高了，虽然文臣们觉得不爽，但对外战争却是不断地取得胜利。
如果只是打胜仗，说是穷兵黩武也没错，可偏偏大宋的人口也在迅速地增长，大宋的赋税收入也水涨船高，这些在以往可是非常艰难的事情。
自从钟粟这样妖孽出现在了大宋朝廷，大宋的一切都在悄无声地地变化着。
曾布当然希望大宋走向富强，看这种走向富强的方式让他觉得有些不太容易接受。
相对于他而言，今天晚上齐聚府上的这些人言辞就更加激烈了，在后来的讨论中，有的人甚至认为，宁可让大宋年年向契丹纳币银，也不能让祖制有所改变。
这个说法有些偏激，但恰恰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，他们不愿意朝堂上说，不代表没有想法，只是觉得说了也白说。
可话说回来，他们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，是真的在为大宋的千秋大计考虑吗？
以往曾布并没有考虑过这些，但大宋的不断变化，让他不由得开始深思熟虑。
说来说去，现在已经不是他站在哪一方的问题了，而是他要对大宋的前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
作为大宋宰相，如果说没有任何自私的想法，显然是是不可能的，但长期以来的礼教，让他明白，有些终极问题不能马虎对待。
以往他也想过这些，但却没有任何结果，今天晚上，大宋几乎所有的“祖制”派大臣都来了。
说得好听一些，他们是为大宋的未来着想，但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，明显就是搞党朋，拉山头，发展团团伙伙，这是朝廷极为忌惮的事情。
不得不说，这些问题范仲淹没有遇到，王安石也没有遇到，韩琦夏悚文彦博都没有遇到，可现在偏偏撞到了曾布的手里，如果他能够想明白，只能说是咄咄怪事。
而章惇这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们相对来说更加纯粹一些，他们的身后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太多的小弟，自然不会有他现在的心里负担。
尤其是章楶，他其实也曾经有过一些犹疑。
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，那就是种师道取得的战绩比他当时打西夏时的战绩耀眼得多。
这显然不是一个多么让人舒服的事情，难道自己的能力比种师道差了很多？
不过，这件事情在种师道在打败西夏后回汴京后，他想清楚了。
本来在他看来，载誉归来的种师道应该非常神气才对，可没想到种师道很是低调，就算在大庆殿中面见陛下，居然没有一丝大军主将的做派。
一开始章楶举得种师道或许只是不敢过于张扬，但时候跟他说了几句话。
其实章楶就是想听听种师道说说对打西夏的看法，因为他曾经也主持过西夏战事，两人交流一番也是很正常的。
只是让章楶没想到的是，种师道在说到功劳的问题是，居然说西夏战事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，全都是仰仗钟粟在幕后的运作。
一开始章楶觉得或许是种师道可以谦虚，但后来种师道却说到了一件事情。
因为在种师道全面进攻西夏之时，他已经发现，《汴京头条》这份准邸报居然在宋夏边境流传甚广，那里的部分党项人都表现出来了对大宋子民生活的渴望。
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发现，如此以来，西夏在发布的全国动员令，然后大量征兵的时候，西夏人居然在国破家亡之际，也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踊跃态势。
当然，这也可以理解为党项人贪生怕死。
不过，种师道还说到一点，那就是边军都没有见过钟粟，却在使用钟粟研发的武器训练时表现得非常虔诚。
因为军事们认定，钟粟捣鼓出这些新式武器，就是为了尽可能让大宋的军士活着。
如此一来，大宋军士反而在作战时更加奋不顾身，章楶听了这些，只能无话可说。
当然，种师道对章楶还是保留了一些。
他从来不觉得“将者杀人王者诛心”这句话有什么问题，但他猛然发现，钟粟居然是诛心一脉，而且他又是忠心于当今陛下的诛心。
这就有点了不起了，大宋不缺乏能人，但是却缺乏有能有忠心同时还心存大义的人，而钟粟似乎做到了这一点。
虽说他现在赚得盆满钵满，但他却拿出大笔的钱来用于办书院。
办书院这种事情，说得高大上一些，那是为国育才，但其实就是烧钱。
毕竟首先需要花钱搞建设，然后先生要吃饭，还需要工钱，学生未必都是家里有矿的，有些甚至连孝敬一下先生的资本都没有。
但这些钟粟都不在意，只要能够通过入学考试，那便意味着具有一定才能，就值得书院投资。
而且，在学成之后，这些学生还能够得到书院的多方照顾。
文学院毕业的，钟粟会推举他们去参军科考，就算考失败了，还推举他们去各地为大宋服务，同时也为自己谋得一个生计。
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，还能够获得钟粟的贷款，然后拿着这些钱去创业。
现在的河西之地甚至西域，的确活跃着不少汴京大学的学生，主要就是出自工商管理学院。
事到如今，其实大宋更多的大臣，已经习惯了大宋的做法，打仗的事情，就是武将的，文臣们就别瞎操心了，意味陛下赵佶都不会随意掣肘，其他大臣和何必指手画脚？
现在曾布代表的，其实已经是大宋最后的一批遗老，他们的不解最终只会带进棺材板里面，他们的遗憾不会得到弥补，因为他们已经错失了新大宋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，所以只能拖拽着边走便喘息，直到有一天终于不堪压力，然后被无情地摔进历史的深谷中。
几天之后，曾布显然做了一个第一权相该做的决定，等到打败了契丹，他便准备告老还乡。
倒不是说他觉得对不起大宋，也不是说他对大宋有所不满，而是他觉得，大宋没有了他，一切还是会按照既定的路线继续前行。
此时的他，想起了在嘉佑二年，他和自己的兄弟曾巩一起登临进士科，从此之后开始进入仕途，一时之间也算风光无比。
此后，他又受到王安石赏识举荐，受到宋神宗召见，因为其政策理念与宋神宗相似而受到神宗的赏识。
从内心深处来讲，曾布不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，因为他在支持改革派的同时，也看到了新政中的不少问题。
王安石开始实行新政之后，曾布成为王安石新政的有利维护者。
他虽然不完全同意新政的做法，但他也知道，大宋现在面临的问题很是严峻，或许，沉疴需用猛药。
他不仅贯彻落实王安石的改革措施，实行青苗、助役、保甲、农田水利等新法，而且在新法遭受到顽固守旧大臣的抨击的时候，也多次出面代替王安石与这些人争斗，巩固新法地位。
可是后来，他却成了所谓新法的背叛者。
曾布被说叛离新法，是在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之时，上书宋神宗批判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用重税来剥削人民。
这个建议并没有错，因为当时吕嘉问严格控制市场价格，将民间商业的流通死死的压制住，一旦有人违法便处以重罚。
对市场的严格把控，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也并不是市易法的初衷。
所以曾布上书批判，并没有错误，也不算是违背新法。
后来宋哲宗亲政的时候，他坚决以章惇为首，作为新法实行的新一任领导人。
章惇后来作为王安石的继承者，在新法施政方面，改正了王安石的某些错误，使得新法的有益之处越发明显，受到后人的赞扬。
如果曾布是新法的反叛者的话，他这个时候就不会推举章惇出来主持新政，而是在站在顽固派一方，反对新政的重新实行才是。
所以，曾布显然不是新法的背叛者，只是在新法出现某些错误的时候加以指正，却被当时人盖棺定论，打上了反叛者的标签。
有时候，做一个清醒的人的确很难。
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曾布和苏东坡又有着一下相似之处。
苏东坡在历史上是被归于守旧派，也就是司马光一方的，但事实上，他又和万安石有着很深的个人私交。
从后来的一些想法来看，苏东坡虽然支持守旧派，但也对守旧派的很多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，甚至赞同新法的部分政策。
如此依赖，曾布和苏东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某党某派，他们其实更加纯粹。
可惜，封建王朝容不得这样不够坚决的朋党人员，所以他们面临着两面受气的局面。
两人其实还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就是他们都得罪了人，不同的是，苏东坡得罪的是一帮小人，曾布得罪的是奸相蔡京。
可惜的是，他们都老了，不然还可以在新的大宋继续发挥更大的光和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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